这期间，他与老师见面的机会似乎很少。一方面他很少北上京津；另一方面梁启超也不再南下。自从1922年底在南京讲学期间突发心脏病，他即遵医嘱“闭门养疴，三个月内不能见客”。他的健康状况就在此时敲响了警钟。此后，又经历了夫人、老友的去世，讲学、著述的辛劳，时局及生存环境的恶化，都更加重了他的病情。他曾坦白，便血之症是从1925年初就发现了，只是不痛不痒，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重视。后来经X光检查，发现右肾里头有一个小黑点，于是怀疑可能是患了“癌症”。他的夫人既死于癌，他对“癌”也就多了一些惊恐。他曾说：“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，向来是狠恃强的。但是，听见一个‘癌’字，便惊心动魄。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。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，他一来便是要命 ！我听到这些话，沉吟了许多天。我想，总要彻底检查；不是他，最好；若是他，我想把他割了过后，趁他未再发以前，屏弃百事，收缩范围，完成我这部《中国文化史》的工作。”那时，“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”。

梁启超

不过，被认为有问题的右肾摘除之后，便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“割后二十余日，尿中依然带血”。于是人们纷纷怀疑协和医院手术出错，把梁先生的好肾摘除了。陈西滢、徐志摩等先后撰文，讨伐协和。文章在《现代评论》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，引起北京社会极广泛的关注。这时，梁启超便写了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，发表在《晨报副刊》上。他这样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理由：“一来，许多的亲友们，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，都狠担心，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。二来，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。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辨护。三来，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。”这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为人处世的原则性，哪怕自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肾，他也不希望由于医生诊断的偶然失误，而引起人们对协和医院乃至对医学科学的不信任。这是他的一贯态度，尽管他曾在《欧游心影录》中对科学万能提出过质疑，但他也曾请读者切勿误会，因此菲薄科学。他说：“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，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。”这也是他在“玄学与科学”论战中所持的态度。现在他又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为科学辩护， 在他看来，西医正是科学的代表，为西医辩护，为协和辩护，也就是为科学辩护。他在文章最后诚恳地写道：

陈西滢

徐志摩

科学呢，本来是无涯涘的。牛顿临死的时候说：“他所得的智识，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。海上的‘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’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。”这话真是对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， 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，虽然诊查的结果，不如医生所预期，也许不过偶然例外。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“阴阳五行”的瞎猜。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。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

（ 解玺璋：《梁启超传》，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18年版 ）

作者简介：解玺璋，知名评论家、学者、近代史研究者。季我努学社顾问、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。从事报刊编辑、图书编辑二十余年，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，著有《梁启超传》、《一个人的阅读史》、《喧嚣与寂寞》、《雅俗》等。